“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
1942年元旦这天，《晋察冀日报》刊登了一首名为《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歌曲，歌中塑造了一名成功将日军引入我军包围圈最后英勇牺牲的少年英雄形象“王二小”，在艰难的岁月里鼓舞了无数军民的士气。
“王二小”的故事发生在河北省平山县滚龙沟，那里也是晋察冀日报社驻扎过时间最久的地方。原《晋察冀日报》编辑陈英，是最早在抗日根据地传唱这首歌的革命者。
在陈英的家中，已是101岁高龄的老人熟练地在《晋察冀日报》复制合订本中翻出“王二小”的相关报道，并轻声唱起这首革命歌曲。
透过一张张泛黄的报纸，嘀嘀嘀的发报声、印刷机低沉的作业声、笔尖划过木板的嘎吱声……那些早已隐入岁月长河中的声音，仿佛又回响在陈英的耳边，勾起那段关于抗日的记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日军把接下来的目标锁定为占领涿州、夺取保定。为避开日军的“扫荡”，本已考取了保定女师附中的陈英被迫回到位于定县小王褥村的姥姥家避难。
但很快，定县也被日军占领，小王褥村被突袭，280多名青壮年村民一夜之间被日军屠杀。“村里血流成河，房屋被烧，粮食被抢，舅舅家的六个孩子全部死在了日军刀下，我躲在姥姥家的地窖里才幸免于难。”自此日赢配资，抗日救亡的坚定信念便深埋于少年陈英心中。
1937年11月，聂荣臻将军率领抗日队伍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随后队伍不断壮大，展开游击战，收复敌占城镇，因日军“扫荡”被迫辍学的陈英也重新回到了课堂。1940年，从华北联大毕业后，陈英毅然投身敌后战场，先后成为晋察冀日报社的译电员和编辑。
河北平山县滚龙沟，地势险峻，隐蔽性强。1937年冬天，《抗敌报》在这里创刊，这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最早的一份报纸。1940年11月，《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
在环境艰苦、战斗残酷、物资短缺的敌后战场，陈英见证了《晋察冀日报》“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游击办报奇迹。
那时候的办报环境险象丛生。“日军来了，报社的同志们就拿起枪与敌人战斗；日军走了，我们就拿起笔写稿办报。打起游击来，游击到什么地方就住在什么地方，拿一块木板放在腿上就开始办公，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不能停止译电，不能停止写作，更不能停止出报。”
每天，陈英所在的电台要负责译出来自国内外近三万字的电稿，包括中央局或者司令部的有关指示、政策，反“扫荡”的消息、全国战局情况等，这些信息是《晋察冀日报》头版的重要内容。
反“扫荡”中，陈英和同事们几次与敌人近距离遭遇，其中一次大家躲在山洞里，鬼子在山顶上大喊大叫。“那时候大家都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拧开手榴弹的保险盖，只要敌人下来，我们就同归于尽。”
在滚龙沟乡亲们的帮助和掩护下，藏在山沟里的电台、印刷机日夜不停，一篇篇报道在战火硝烟中发出。
在敌后战场，报纸是根据地军民了解八路军抗战消息和政策的主要渠道，也是边区党政军民对敌作战的重要宣传武器。《晋察冀日报》创刊后，报纸发行量最高时达到2.1万份。即使是在1941年和1942年反“扫荡”最频繁的时候，还能发行5000到1万份。
“《晋察冀日报》实际上起到了边区指导工作的作用，战士和百姓需要通过报纸听到党的声音。”陈英说。在这张报纸上，读者时常能读到中华儿女誓死抗敌、气壮山河的英勇事迹，报社的同志们在抗战一线采写的狼牙山五壮士、平西跳崖五烈士、英雄王二小等感人至深的故事，鼓舞着中华儿女英勇抗战。
游击办报的艰难程度远超想象，“油墨需要去敌占区买，为了去敌占区购买物资，很多同志牺牲了。最困难的时候报纸没有油墨，就用老乡锅底下烧柴火留下的黑灰来印报纸。”
在敌后办报是一种别样的战斗，一个铅字就是一颗子弹。在陈英看来，用自制油墨和粗略草纸印成的报纸，同样犀利无比。“当时我们的报纸特别受老百姓的欢迎，家家户户都盼着送报员来送报，村子里还会把重要的信息抄在黑板上，有好消息时村民欢呼雀跃。”
陈英至今还记得那些为了完成报道不幸牺牲的同志，她说：“我要记录下他们的英勇事迹，要把十年的党报办报史全部记述下来，完成红色新闻史的传承，否则不能安心。”
1982年，陈英和昔日同事们成立了晋察冀日报研究会，后积极参与《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吹响民族的号筒》等书的编辑工作，完成《晋察冀战地记者英雄谱》的校对修改并作序。
她用自己的笔，把烽火硝烟中“游击办报”的故事讲给后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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